晋文公
【原文】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1]：“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对曰：“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2]，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文公用咎犯之言败楚，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反而尊贤。文公虽不终始[3]，足以伯矣[4]。”（《吕氏春秋》）
【注释】
[1]咎犯：即狐偃，字子犯，是重耳的舅舅，又名舅犯、咎犯，智谋过人。
[2]薮（sǒu）：即林薮，山林与泽薮。
[3]终始：有始有终。
[4]伯：通“霸”。
【译文】
晋文公将在城濮与楚国人交战，召见咎犯问道：“楚国人多势众，我该如何是好？”咎犯回答：“王只要运用诈术就可以了。”文公将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放干池塘中的水，当然可以抓到鱼，但是到了明年就没有鱼可捕了。烧光森林里的树，当然可以抓到野兽，但是到了明年就没有野兽可抓了。运用诈术，眼前虽然可以侥幸获胜，但以后就失效了，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啊。”文公最后还是采用咎犯的意见，打败楚国。当他凯旋返国，论功行赏，雍季的赏赐反而在咎犯之上。左右的人就劝谏说：“城濮之战的成功，有赖于咎犯的谋划，君上用他的计谋，给他的赏赐反而在别人之下，这恐怕不妥吧？”文公回答道：“雍季所说的，可以让国家百代都获得利益，而咎犯的话只是一时的计策，哪有一时之计可以胜过百代利益的呢？”孔子听说这件事情，说到：“面临危难的时刻，采用诈术，得胜之后尊重贤德，文公虽做不到始终如一地任用贤能，但也足可称霸天下了。”
【评语】
按，孔子云：“晋文公譎而不正[1]”，岂非惜其临难用诈乎？故云“虽不终始，足以伯”。言虽能正之于终，不能慎之于始。故不能进于王，而仅足以伯也。然文公尚能知信为百世之利，诈为一时之务。尚信而绌诈[2]，故能主伯中夏[3]。历世不衰，倘以一时之胜，遂以使奸使诈为，无上妙法，一往而不返，则亡可翘足而待矣。又按《左传》，咎犯教民知义、知信、知礼，其用诈，只是对敌国，非以教民也，故晋能伯。
【注释】
[1]谲（jué）：欺诈，玩弄手段。
[2]绌：通“黜”。废除。
[3]中夏：中原地区。
【译文】
按，孔子认为：“晋文公奸诈狡猾，心术不正”，莫不是对他使用欺诈手段化解险境（从而打败楚军）表示惋惜和不满？所以才说“晋文公不能从始至终遵行王道，仅足以称霸诸侯。”意思是说晋文公目的虽然光明正大，但他谋求目的的过程和手段，却疏于对道义伦理的慎审考虑，因此不够资格晋级称王，而只能在诸侯中当个霸主。但是晋文公还是知道诚信能带来长远利益，而欺骗手段只能偶尔使用。晋文公（大体上能够）崇尚诚信而反对欺诈，所以能够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而且强盛的国势延续了好几代。如果为了取得一时的胜利，将使用欺诈手段当作追求目标的最好办法，而且执迷不悟不肯回头，那么他灭亡的日子，踮一踮脚尖的功夫就到了。又据《左传》记载，咎犯殷切教导国民追慕道义、谨守诚信、懂得礼仪，他使用欺诈手段，也只是对付敌对国家，而不用来教唆本国百姓，所以晋国能够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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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阿弥陀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 佛法讲堂 ）：【中国历史感应故事(白话)】晋文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