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圣三年（554），17岁】
年十七，值元帝江陵失守，亲属流徙(注：元帝初封湘东王，武帝第七子。简文帝为侯景所害，王遂即位，都江陵。三年九月，为西魏所破。据历推之，应年十七，《别传》作十五者，误)。
讲 现在结合小注综合起来讲解这段话。南朝梁武帝萧衍自502年称帝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中，一贯执行宽纵皇族，优容士族的政策。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他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权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和叛国均予以宽容。梁武帝晚年，出任方镇的诸王无不拥兵自重，以至窥伺皇位。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大大加速了士族的腐朽过程，吏治极端黑暗，形成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局面，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
551年侯景杀了简文帝后，自称汉帝。552年当时的湘东王萧绎派遣大将王僧辩平定侯景之乱，就在这一年的11月，萧绎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然而战乱远未结束，554年，已经投靠西魏的萧詧引领西魏大军大举南下。当西魏远征军已经入境时，萧绎还在金銮殿上向他的大将们讲解李耳的《道德经》，结果没用几天功夫，江陵城破。萧绎平常总是要求别人为国而死，但临到他时，他却屈辱地投降求生，所谓白马素车以出降。
不过在他投降之前，萧绎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江陵狱中囚犯约有七千余人，围城之际，城防兵力不足，军方请求把他们释放，充作战士，这是古代习惯使用的方法。萧绎不但不准，反而下令一律格杀。幸而狱吏还没来得及执行，城就陷落了。第二件是，萧绎把宫中所收藏的十四万册图书，全部放火焚毁。许多绝版珍本都成灰烬，中国文化受到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萧绎之所以迁怒于书，他认为是书读得太多的缘故，是书害了他。因此他在焚书时还拔剑砍柱，嚎叫地说：“文武之道，到今天为止。”意思是说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创业人文王姬昌和开国君主武王姬发，一脉传递下来的中国正统，因为他的失败而告结束。
不可否认的是，萧绎的知识水准很高，但知识水准不等于智慧水准，更不等于灵性水准，从这几件事情中暴露了萧绎不可救药的愚恶。不过他所受到的惩罚也很适当，西魏远征军故意把他交给了恨他入骨的仇人萧詧。萧詧对这位失去毒牙的毒蛇叔父，作了种种的报复性侮辱之后，用沙袋把他压死。萧詧则在西魏的支持下，即位为南梁皇帝。
以上所讲就是“值元帝江陵失守”的历史经过。
下面也顺便介绍一下从南梁到南陈的演变过程：萧詧虽然在江陵即位当了皇帝，但萧绎手下的大将王僧辩，远在建康，还拥有大军，拒绝承认萧詧这个傀儡皇帝。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夺取东魏政权的北齐帝国，抓住机会，派遣大军，把俘虏已经八年之久的萧渊明送回，要求继承帝位。萧渊明是开国皇帝萧衍哥哥的儿子，在血统上根本没有继承帝位的可能性，但护送他的北齐兵团，一连几场胜利，弥补了这个缺点，王僧辩只好接受。可是萧渊明的皇帝只当了四个月，王僧辩的部将陈霸先兵变，杀掉王僧辩，把萧渊明逐下宝座，拥立萧绎的儿子萧方智继位。
然而到了557年，已经掌握实权的陈霸先，命萧方智禅让，禅让之后又把萧方智杀掉，改国号为陈，是为南陈。这样，在中国的境内共有四国并立，即北方的北齐、北周，南方的南陈和南梁。不过南梁只剩下了江陵一小块土地，在萧詧的统治下，作为北周的尾巴国，不久之后就灭亡了，不再重见于历史的舞台。（主要参考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亲属流徙，江陵城破以后，梁朝的百官、贵族和一般平民成了俘虏，西魏“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梁书·元帝纪》），幸免者仅有数百家族。智者大师的一家这次虽然未成俘虏，但丧失了一切的地位和财产，不得不和父母亲等到处流动转徙，没有安定的生活。
在小注中还澄清了灌顶大师于《别传》中的一个错误，在《别传》中把智者大师的年龄写成了15岁，但“孝元之败”是在承圣三年（554），智者大师应为17岁，比实际年龄小了二岁。有关这一点，可能是灌顶大师有意为之。我们知道，智者大师的父母亲就是在孝元之败的当年去世的，而智者大师是在18岁时出家的，如果孝元之败的时候智者大师是15岁的话，那么就能服满三年之丧。所以《别传》有云：“逮于服讫，从兄求去。”《国清百录》卷四《智者年谱事迹》也说“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十八岁，二亲服讫，坚辞兄出家”。但实际上孝元之败时智者大师已经17岁，也就是说，智者大师在父母去世仅一年左右就实现了出家的宏愿。显然，灌顶大师的这些记载是想圆满智者大师的传统世俗道德。
这是一种“为尊者讳”的处理方式，是章安大师的一片苦心，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如《论语·述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里孔子明知鲁昭公娶同姓女，公然背礼，但还是言其知礼者，如孔安国《集解》云：“讳国恶，礼也。”这里章安大师也是一样的，“善者称君，过者称己”，这是古人的行文方式，不一定是错误的。
当然，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出家学佛同样是实践孝道，况且佛教的孝要高于世俗的孝。这一佛教的孝道观，自东晋慧远大师予以系统论证后，已经广泛影响于僧俗两界。智者大师在出家前也曾经说：“报恩酬德，当谋道为先”，也正是这一意思。在国破家亡、双亲去世，悲痛不已的情况下，智者大师以出家学佛的行动来报答父母之恩、履行人子孝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主要参考自潘桂明《智顗评传》）。但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不能以此为衡准。
师于长沙佛像前，誓为沙门。
讲 经过孝元之败，智者大师不禁“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于是在江陵长沙寺的佛像前面，发出世心，立誓以后一定要出家为沙门。
以下的小注是长沙寺的位置所在和佛像的来历。
(注：晋孝武时，江陵城北有五色光见，沙门昙翼，于其处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书云“阿育王造”，乃迎置长沙寺，即今言长沙佛像也。寺在江陵城北，旧以为潭州长沙者，误。《天人感通传》云：“长沙寺在荆州北岸。”此言亦同。)
讲 现在结合《释迦方志》卷二和《高僧传》卷五中有关释昙翼的记载来讲解这段小注。昙翼是东晋道安法师的弟子，当时有一位太守腾含，在荆州的江陵欲舍宅为寺，请求道安法师推荐一位僧人前去主持改造建寺，道安法师就让昙翼前往缔构寺宇，这就是长沙寺。寺院造好以后，却没有合适的佛像，为此昙翼经常感叹地说：“现在寺院已经建好了，僧人也住了很多，但却没有合适的佛像，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听说过去阿育王所造的佛像容仪神瑞，而且隐藏分布在各个地方，众生若有机缘，它就会自然涌现，但现在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招致呢？”于是专精恳恻，请求能够感应。果然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二月八日，在江陵城的北面忽然有五色的光芒出现，就在有光的地方得到一尊金佛，同时在光相上还有梵书“阿育王造”的字样。这时其他寺院的僧众先往迎接，但无任用多少人去抬，都无法抬动。昙翼于是前往作礼，对众人说：“这应该是阿育王的佛像降临我长沙寺。”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飘然而起，迎还长沙寺。长沙寺佛像的灵瑞非常之多，每当国运臧否，佛法兴衰，佛像都会提前出现征兆，以表吉凶。或放光，或流汗，或走或遁，奇应甚多。
讲这些典故的目的就是要指出智者大师所拜见的“长沙佛像”是位于湖北荆州地区江陵城北的长沙寺阿育王佛像，而不是位于湖南潭州的长沙市。志磐大师在这里特别予以指出来，主要是为了纠正北宋昙照法师在《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注》中的错误，在《别传注》中云：“长沙即荆南路长沙郡，潭州也。”这是不对的。所以在《佛祖统纪》卷三十六中也云：“《别传注》指为潭州者，误。”
最后志磐大师还引道宣律师的《天人感通传》为证。《天人感通传》，一般称之为《律相感通传》，略称为《感通传》或《感通录》，收于T45，一卷，是记述道宣律师感得天人来降，付与戒律事相等问答者。需要注意的是，另有一本《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收于T52，有时也简称为《感通录》，两者不可相混。
在这里志磐大师引用《天人感通传》，证明长沙寺就位于荆州的北岸，亦即江陵城北。然而所引之文并非原文，而是义引，意义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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