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九祖传讲义(七十一)

答曰:“边定不深,邪乘暗入,若取若说,定坏无疑。”

  智者大师一听法济之语,便知道他禅定的境界。

边定不深,边定:即未到地定,可参昙照法师的《别传注》和妙境长老所讲的《小止观》(mp3)。

在未到地定中,身体忽然消失,但觉知尚在,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也清楚明白。因为它是处于欲界定和色界初禅之间,所以又称为近分定。在此前的欲界定当中,内心已经能够相续明静而住,这时行者的内心会有一些灵感,但不是神通。例如:今天天空并没有云,但是早晨静坐时,他感觉今天会下雨。或者他忽然觉得午后某某人会来。事先并没有通电话,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他心里会有这种灵感。这些灵感不一定灵,但有时也满准的。这不是神通,只是一些灵感而已。现在到了近分定,就会有轻安乐相应而发,这种乐就不是欲乐所能企及的。相应地,这种灵感也会随之增强,但仍旧不能称为神通。一般我们所说的神通,多依色界定而发,行者得到色界定时,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有了色界天的地、水、火、风四大,就能够发得神通,见天之所见,闻天之所闻等。但在未到地定中,一般还不能完全算是神通,只能说是“心静而明”的灵感而已。所以在这里智者大师说他“边定未深”。

邪乘暗入,这是说他行不称法,暗无所证。我们修学佛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成就般若波罗蜜,因为只有般若波罗蜜才能断烦恼、得圣道、证涅槃。否则既使是得到了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定,虽然寿命很长,但也还在生死流转当中,“不动不出”。因此,得到禅定之后,必须在禅定中修行般若波罗蜜的慧观,才能够断烦恼,得证初果、二果,乃至四果罗汉,或得无生法忍,这才是我们修禅的目的所在。现在法济禅师才刚刚得到一点禅定的气分,禅定工夫还不深,他就已经自傲轻他了,这不是“邪乘暗入”吗?

接着智者大师又说:“若取若说,定坏无疑。”如果你执着于定境,恋恋不舍,或者向他人炫耀,讲说定中境界,则所入之定必定败坏而毫无疑问。当知,未到地定难得易失。妙境长老《止观大意》里面说:“由欲界定到未到地定,很难成就。你可能费了很大的劲,还无法成就。但是到了未到地定,就很容易成就初禅。在圆瑛老法师的《楞严讲义》中,有一段提到他习禅所得的境界,那正是未到地定的境界。但是,他以后四处讲经,没有继续努力静坐,又把定失掉了。用功修习静坐之事,总是进进退退,没有一定。但是再努力修习,还是能再回来,不是一失去,永不再回来。”由此可见未到地定的难得易失了。

得定之后,不能向人说,除了容易丧失定境之外,还有以下的原因:1、例如:上午你向人说,而下午失掉了。但是别人不知道,如果你不声明,就是虚诳妄语;2、一般人都喜欢亲近有修行的人,你对人家说你得定了,大家就都会跑来亲近你,你就没有时间修行静坐,辛苦得来的工夫也就退失了,所以不要向人说。

附带需要指出的是,“边际定”有时也有简称为“边定”的。所谓边际定,是指在四禅当中,再将其从下至上分为下下品至上上品,计有九品,上上品乃色界定中最高之定,称为边际定。阿罗汉等如果想延留自己的寿命,就是入于此定。在《法华文句记》卷五湛然大师曾有简别说:“纵云边际定力,持令不灭。今问边定,为大为小?在《法华五百问论》中亦有相似说法,可见“边际定”也有简称为“边定”的。但在这里所谓的“边定”,还是指未到地定,并非是边际定,不可相混。

 

济惊起谢曰:“老僧尝得此定,向灵曜则公说,因此永失。” 

  法济大吃一惊,站起来忏谢说:“我曾经证得过这种禅定,但向灵曜寺的则公说了以后,就永远地丧失了上述定境,再也没有得过。”灵曜则公既然不是修习禅定的,当然不会知道定相,只有过来人才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法济一开始是“倚卧而问”,现在是惊起不安,可谓前倨后恭。但由此也说明,如果要想别人对你起敬,自己首先要有真功夫才行,否则就不能怪别人对你不恭敬了。

 

已而朝野闻风,咸来请益。

  《别传》上说法济是当时一位大官何凯的“从叔”(父亲的堂弟),法济把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跟何凯说了之后,何凯又告诉了其他人,于是不久之后“朝野闻风”,真可谓是“伏强敌,始知力士”。

朝野,朝则君臣文武,野则郡县官民,亦即各界僧俗人士。闻风,听到消息之后,马上行动起来。请益,益,增加。请益就是讲了一遍还不明了,希望再讲一遍,后来泛称向人请教。《别传》称“请益成蹊”,亦即来向智者大师请教的人把小径都踩成了大路,极言人多。

 

【陈太建元年(569),32岁】

太建元年(陈宣帝)仪同沈君理,请居瓦官。(注:晋哀帝以官瓦窑地,赐沙门慧力建寺,因名。在城西面江,号升元寺。)开法华经题。

  太建元年是陈宣帝陈顼的年号,是年智者大师32岁。仪同,即“仪同三司”(三司即三公,汉称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司),谓非三司而仪制同于三公。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邓隲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之名自此始。魏晋以后,将军之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北周改为“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文帝时为散官,唐﹑宋﹑元因之,明废。沈君理(525~573),字仲伦,吴兴(浙江湖州)人。博涉经史,陈霸先镇守南徐州的时候对他很器重,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他。等陈霸先称帝以后,拜驸马都尉,封永安亭侯。太建元年,任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太建二年(570)高宗陈宣帝以沈君理的女儿为皇太子妃。太建五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九。诏赠侍中、太子少傅、开府仪同三司等,谥曰贞宪。可见“仪同”是他死后所追赠的,太建元年时,沈君理为45岁。

瓦官寺,东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二年(364)的时候,因慧力的奏请,施陶官旧地用来建寺,故名瓦官寺。五代南唐升元时(937年),改称升元寺。宋太平兴国(976~983)年中,敕名“崇胜寺”。以前在讲慧思大师传记时也曾讲过,不再繁复。

开法华经题,沈君理请智者大师到了瓦官寺,不久智者大师就开讲“法华经题”,亦即详释《妙法莲华经》经题要旨,通常也称之为“玄义”或“玄谈”。这里的“玄”可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指在解释经论本文之前,先阐明一部经论所诠的幽玄义旨,“欲令学者预知经旨,然后寻文,使于文文成智行故”(《拾遗记》)。

这里有一点必须加以辨正:如果按现在教材上所述,智者大师于陈太建元年(569)才入住瓦官寺,那么当他575年离开金陵前往天台山时,这样虚岁也才七年而已。但在《别传》和本书下文中都云“师止瓦官前后八载”,这样就前后矛盾了。考察《别传》的文意,智者大师应该是来到金陵后不久就入居瓦官寺的,也许就在降伏法济之后。这样按时间来算,567年入住,575离开,前后刚好八年。所以《释门正统》卷一云:“初入京,仪同沈君理请居瓦官寺。首讲法华妙义,以五时八教,释一代群经勅公卿停朝一日听法。尔后讲大智度论,秉诸来学。说次第禅门,用清心要。”因此在《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等都提到说:“陈光大元年(567),智顗居瓦官寺,讲《大智度论》及《次第禅门》。”综上所述,可知志磐大师认为智者大师是太建元年才入住瓦官,这是一种错误。可以将教材上“太建元年(陈宣帝)”这几个字删除。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又说:“(智者大师)开说《法华经》的要旨有两次:第一次是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在金陵瓦官寺;第二次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在荆州玉泉寺。现行的《法华玄义》,是第二次讲说的记录。”这一次的讲录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完全有理由相信智者大师也是围绕着名、体、宗、用、教的五重玄义而展开论述的。因为当时的金陵号称“仁义渊薮”,高匠辈出,各种叛教理论纷纭其间,最主要的就是“南三北七”十家。在各家叛教中,其中的焦点是如何安排《华严》、《法华》和《涅槃》三经的位次,当时基本的排列是将《华严》排第一,将《涅槃》列最后,而将《法华》列于中间。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题时,不可能不涉及到《法华经》的经体、宗要乃至作用和教相判释等,必定会发明《法华》的纯圆独妙之理,将《法华》列于和《涅槃》同等的醍醐最高位。可以说,智者大师在瓦官时期的说法,都成为后来《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的基本骨架。

这次开讲法华经题是应沈君理之请而讲的,其请文见《国清百录·陈仪同公沈君理请疏第十八》,文云:“菩萨戒弟子吴兴沈君理和南:窃闻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广普运,直至道场。复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会经文。于五誓之初,请开法华题,一夏内仍就剖释。道俗咸瞻,延伫嘉唱。慈悲利益,不违本誓耳。谨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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