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建七年（575），38岁】
师止瓦官前后八载，七年谢遣门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得法者不满十人。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吾闻天台幽胜，昔人见称，将息缘兹岭，以展平生之志。”
讲 智者大师在567年来到金陵，不久就入住瓦官寺，至575年离开时，正好八年。
谢遣，谢绝遣散。宋·刘克庄有诗云：“谢遣弓旌久掩关，十年坐阅几蒲团。”《后汉书》卷四十五云：“（张酺）归里舍，谢遣诸生，闭门不通宾客。”
见称，受人称誉。陆游《梅花绝句》云：“兰荃古所贵，梅乃晚见称；盛衰各有时，类非人力能。”
息缘，止息各种外界境缘。境缘大致有四：谓息治生经纪之缘务，绝人事交际之缘务，屏工巧技术之缘务，废听学读诵之缘务。故《摩诃止观》卷四云：“缘务妨禅，由来甚矣……缘务有四，一生活，二人事，三技能，四学问。”在《止观》中主要是针对坐禅而言，因此读诵经论、问答胜负等一切学问缘务亦在遮止之列，所谓“领持记忆，心劳志倦；言论往复，水浊珠昏”。在这里智者大师主要是想离开金陵繁杂的人事环境，“众人交络，扰攘追寻”，“非所应也”。
展，施展、满足。
太建七年即公元575年，智者大师决定停止在瓦官寺的教化行动，准备到浙江省天台山隐居。在金陵的八年时间里，智者大师依靠他自身的德行、修养，引得了朝野四众的尊敬、信赖。而且从年龄上讲，当时智者大师三十八岁，正是身心最壮健、最旺盛的时期，但他还是毅然放弃了一般人所认为的各种好条件，进入天台山。历来关于智者大师进入天台山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猜测，不及一一破析。现仅就自己所知，略析如下：
首先，从内因来讲，天台山和智者大师夙缘深厚。早在智者大师十七岁时，就曾梦见此山，并有神僧对他说“汝当居此，汝当终此”，这就预示了智者大师和天台山的缘分非同一般。
当然智者大师在金陵时可能还不知道自己以前所梦见的就是天台山，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夙缘在牵引着，因此当智者大师听闻“天台幽胜，昔人见称”时，就想前去栖隐。等到他真正来到天台山以后，定光禅师对他说：“颇忆招手相引时否？”智者大师才明白以前梦到的就是天台山。
所谓“昔人见称”，是说天台山自古以来就非常有名，写天台山的诗文很多，其中尤以东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最负盛名。《世说新语》里说，作者孙绰对自己的这篇作品也很满意，跟他的朋友范荣期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这位朋友怀疑他是说大话，但随着读下去，每逢佳句，不由得感叹说：“应是我辈语。”《游天台山赋》开头的序中云：“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或倒景于重冥，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途，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在这里孙绰把天台山和海上三神山（方丈、蓬莱、瀛洲）齐观，并认为是神仙所游化和居住的地方，但又因为它处于冥奥深远之地，既使是王者也不能随意前往。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引人遐想。
其次从外因来看，其主要原因是“徒众转多，得法转少”。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事实，这不由得不让人伤感。试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杭州佛学院的妙音法师曾和我聊起过这样一件事情：最早大约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广化寺的方丈圆拙老和尚（1909～1997）为了成就界诠律师、济群法师等五位发心学律的僧青年，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有利的学习条件，使他们能够安心学律。而他们几位也不负众望，大都学有所成。后来界诠律师回到他师父的道场太姥山平兴寺，一开始也有五比丘发心跟随界诠律师学律，并各有所成。然而随着学律人数的增多，有的人自我的知见十分坚固，于是难免是非竞起。有一次需要二十个人行羯磨众法，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但就是有一个人不去！他认为在要行羯磨法的过程中，有几个地方的程序不是特别圆满，认为这样去做羯磨法是不能成就的。别人怎么去劝都不行，后来界诠律师亲自去讲，告诉他在对羯磨法的理解上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而且有些地方是可以开缘的，没办法一定要完全做到和佛世时一模一样。但既使是这样，那人还是固执己见，不愿参加，结果羯磨法不成（凑足二十个人行羯磨众法是有严格要求的，目前全国可能也就只有二、三个道场能行此众法，因此在当时要临时找人代替那是非常困难的）。
上面的这个例子是界诠律师刚到太姥山所发生的，现在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人少的时候，大家的知见比较统一，目标一致，力往一处使，所以容易成就。而且在人少时，大家都以某一个人为主心骨，凡有疑问全都取决于这个主心骨，“大众和合无违诤”，“如水乳合”，所以成就的人就多。而当人多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见解才是最正确的，于是就会或明或暗地反对“主心骨”，一有机会就发表、宣扬自己所谓的正确意见。这样一来，对于那些脚跟还未点地的人来说，就会无所适从，学道的环境和气氛就会大变，得道的人反而减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智者大师当时的情况而言，造成这种意见纷杂的状况，和之前北周武帝的灭佛有直接的关系。武帝废佛是北周建德三年即公元574年，是在智者大师入山的前一年发生的。当时，为了逃避废佛的灾难，北方有大量的僧侣逃进建康，其中就有很多人进入了智者大师的门下。而“北方重禅定，南方重义理”，都是单轮只翼，各偏一边。而一般来说，习禅定的人其偏执心要更重一些，他总认为自己有修，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常说的“老参脾气大”就是这个意思。而现在智者大师却是定慧双弘，教观并进的，这在有“偏执狂”的人来说，“乖其所习”，是很难被接受的。
我们在学习慧思大师传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点：在当时的北方，如果在禅法的修习上有所不同，那么那些习小乘禅观者就会想方设法予以加害，因此慧思大师和早期的楞伽师都曾多次受到毒害而不得不一再南迁。因此，不难想象的是，当这些人进入智者大师的僧团时，在见解上会有怎样的不同。他们虽然不敢象加害慧思大师那样直接加害智者大师，但散布不同见解，则在所难免。学法的气氛在小范围内肯定会有所改变，因此得法的人越来越少。
智者大师入天台山的另一个原因是：以智者大师的睿智，他早就洞察了时代的必然演变。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陈朝的国力是最为薄弱的，北朝在武力、财力和士气方面均占绝对优势。陈朝上至天子，下至百官，虽然都信奉佛教，对智者大师也很支持，但他们更多的是把佛教当作一种教养和装饰的信仰，以求得精神上暂时的安宁。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看不到准备依据佛法给时代以新风的气概。而是只顾自己的享乐，却很少去关心民生以及就在眼前的危险。因此，在智者大师看来，南朝的灭亡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动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者大师才决定前往自己的宿缘之地——天台山。这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在“令法久住”的强烈信念之下所作的必然选择。因为智者大师知道，如果有一天当北朝真的打过来的时候，首都金陵将是首当其冲之地，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之际，又如何能够弘扬佛法呢？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离开是非之地的金陵而前往相对较为偏僻的天台山，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地自修，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佛教留下真正的人材和佛种。因为归根到底，佛法只有通过真正掌握佛陀出世本怀和现证的人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抉择之下，智者大师决定离开迟早难逃毁灭命运的建康，前往遥远而平静的圣域——天台山，去完成令法久住的重任。其言外之意是：既使国家灭亡了，而“佛种”已在天台山播下，这个“法”就不会因此而断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者大师对于自己师父的教导“莫作最后断种人也”，是时时牢记在心，无时或忘的。
历史证明：智者大师的选择完全是正确的。作为台宗祖庭的天台山，就象一口永不枯竭的源泉，以此为中心，历来为中国佛教输供了源源不断的僧才，真正起到了“台宗兴则佛法兴”的中流砥柱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智者大师的远见卓识，“民到于今尚受其赐”！
至于后来智者大师在隐居天台山十年以后，重新回到金陵，那是因为受陈宣帝再三再四地劝请，而且智者大师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和陈宣帝的缘分未了，并且自利兼他也已初步完成（章安大师就是在初次隐居天台山时前来受学的），因此不得已而重回金陵。只要对国家、对众生一言有益，智者大师又怎会只顾自身而拒绝到底呢？因此台宗祖师的修行，都是在成就众生的同时成就自己。智者大师临终时所说的“为他损己”，这是同体大悲的真情流露啊！作为后辈的我们，对于佛祖之恩又该以怎样的行动来进行报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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