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至德元年（583），46岁】
至德元年(注：陈少主)，敕国子祭酒徐孝克树碑为铭，以赞功德(注：文载《百录》)。
讲 太建十四年（582）时，陈宣帝驾崩，次年陈后主陈叔宝（553～604）继位，改元“至德”。陈叔宝是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又称陈少主。在他在位的八年时间里，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每天和江总、孔范等所谓“狎客”十余人游宴后庭，制作艳诗。又大建宫殿，对一衣带水的强大隋朝了无防备，结果于589被隋朝所灭，隋仁寿四年（604）病卒于洛阳。
国子祭酒，古代的学官名。晋武帝咸宁四年（278）设，以后历代多沿用。是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第三品）。国子监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员子弟的最高学府，兼为全国最高的教育管理机关，主官为祭酒。
徐孝克（527～599），徐陵的弟弟。本性至孝，博览经史，能谈玄理。梁武帝太清初以太学博士起家。侯景之乱的时候，天下大饥，无以养母。于是和媒婆设谋，把妻子臧氏遣嫁给侯景手下的大将孔景行，而自己则落发为僧，以所得的稻谷、衣服等来供养母亲。后来孔景行死了，他还俗又和妻子结为夫妇。入陈，累迁国子祭酒。陈亡后入长安，有一次他的母亲想以粳米为粥而不可得。母亡，徐孝克遂终身不食粳米。
如果只是“赎簄一所，为放生之池”，那么个人的力量就能办到，但如果是“三百余里俱成法池”，并想使这一功德保持长久，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由皇帝下敕来禁止，以为定式。因此智者大师讲完《金光明经》后，就曾派遣门人慧拔法师到金陵上表给陈宣帝，讲说此事。陈宣帝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 这可能是陈宣帝喜欢吃乌贼之故，以为珍味，所以才有这样的话语吧。
本来徐陵是奏请陈宣帝亲自来撰写碑文的，而陈宣帝也已经答应了请求，但不久陈宣帝就驾崩了，这件事就拖延了下来。直到第二年，亦即至德元年的时候，才由陈后主下敕，让国子祭酒徐孝克“树碑为铭”，即立碑作铭，以赞功德。这篇碑文即是《国清百录》中的“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第二十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放生池碑。碑文有1412字，词甚悲楚，览者堕泪。
【陈至德二年（584），47岁】
二年，永阳王(注：伯智，少主从弟)出镇东阳(注：《别传》作瓯越者，一路之总称耳)，致书三请，师遂往赴。
讲 永阳王陈伯智，是陈文帝第十二子，《陈书·本纪第四》“废帝”条云：“（光大二年568）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南史》卷九同此。至德年间，征拜侍中，加特进。陈亡入隋，大业中，为岐州司马，迁国子司业。他是陈后主的“从弟”，即比自己年幼的伯叔之子，亦即堂弟。现将陈朝世系略介如下：
在至德二年的时候，陈伯智出任东阳刺史，而在《别传》中写作“出抚瓯越”。瓯越，亦作瓯粤、东瓯，主要是泛指温州和浙南一带的地区，但当时的治所是在东阳，所以两者并无矛盾。
东阳位于天台的西面，两者直线距离约78公里，因此陈伯智“致书三请”，请智者大师到东阳讲经说法。智者大师感其虔诚，于是欣然前往。所写的三封书信见《国清百录·陈永阳王手自书第十五(凡三书)》，据此，《南山传》云：“永阳王伯智，出抚吴兴，与其眷属就山请戒。”非也。
讲 现结合《别传》来讲解这段话：智者大师到了东阳以后，有一次对门人智越说：“我想劝永阳王修福禳祸，这样合适吗？”智越回答说：“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就劝他趋吉避凶，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别有目的。”智者大师听了后就说：“息世讥嫌，亦复为善。”后来永阳王出游，不幸坠马，生命垂危。这时智越才醒悟过来，智者大师老早就已经知道永阳王近期会有难，所以才会劝他修福禳祸。于是智者大师亲自带领大众作观音忏法，整心专志。
永阳王病卧在床，慢慢苏醒过来，凭几而坐，看见有一个梵僧手擎香炉，从大门直接走进来问道：“你现在病势如何？”永阳王满身流汗，并无回答。于是梵僧擎炉绕王一匝，香气徘徊右旋，所有病痛，豁然消除。至此永阳王对智者大师更为崇信，和儿子陈諶及家人全都依智者大师禀受菩萨戒法，执弟子礼，智者大师为他立法名曰静智，所以在《国清百录·永阳王解讲疏第十六》中自称“菩萨戒弟子陈静智稽首和南”。
少主问群臣曰：“今之释门，谁为名胜？”徐陵对曰：“瓦官禅师，禅德高迈，永阳王亲承北面，愿陛下诏还京都，宣弘大法。”
讲 智者大师内怀禅智功德之宝，虽然隐居于穷山幽壑之间，而其道风美德，早已昭明彰显，声震天下了。陈少主“意欲面礼，将申谒敬”，于是问满朝文武说：“现在在出家人里面，谁为名胜？”名胜，即名流，有名的老前辈。
徐陵回答说：“瓦官智顗禅师，禅风道德高超非凡，永阳王陈伯智亲自侍奉，拜其为师。希望陛下能够下旨让法驾重回京都，弘宣大法。”
高迈，高超非凡。北面，古代尊长见卑幼，尊长一般都是靠北面南而坐，而学生则面向北面而顶礼，因此以“北面”指拜人为师，《文中子·立命》：“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
【陈至德三年（585），48岁】
三年正月，前后三遣敕使，并辞以疾(注：三敕具在《百录》)。
讲 陈宣帝听从了徐陵的建议，在五八五年正月十一日，派遣宣传左右赵君卿拿着亲疏前往迎接，但智者大师报以“志存林野，兼有疾病，愿停山寺，不欲出都”。于是在二月八日又派遣主书朱宙前去迎候，希望智者大师能暂时放弃隐居岩壑的想法，以兼济为务，并说“京师甚有医药，在疾弥是所宜”。但智者大师仍旧没有答应出山，于是陈后主于二月二十八日又遣龙宫寺沙门道升法师前去，令道升“面陈一二”，说明自己完全是出于“意存三宝，故有相迎”。
但尽管如此，智者大师“并辞以疾”，全都以疾病为由而推辞掉了。《南山传》云：“顗以重法之务，不贱其身，乃辞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智者大师的高风了。以上三敕见《国清百录·至德三年陈少主敕迎第十一(凡五敕)》。
三月，更敕州郡为之劝请(注：《百录》有敕东阳文，时大师尚留东阳)。王劝师曰：“主上虚己思敬，愿师时往。若一言有益，则四生永赖。”师不得已遂行。
讲 陈宣帝看智者大师不至，“遂仗三使”，于三月份的时候又下圣旨，敕令地方上州郡长官一起劝请智者大师前往金陵弘法。
小注上说“《百录》有敕东阳文”，这句话出现在这里，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敕东阳文”是在三月下发的。但实际上“敕东阳文”的下发时间是正月十日，是和第一次派遣赵君卿去迎请时一同下发的。因此三月份“更敕州郡为之劝请”的敕文在《百录》当中并没有记载。至于《陈少主敕迎第十一》中的第五封敕书，那是陈后主得到了永阳王的上表，知道智者大师已经“随朕使出都”，于是“敕书迎候”，和让州郡为之劝请是两回事。所以《南山传》云：“前后七使，并帝手疏。”《佛祖历代通载》亦云：“陈少主降敕征入，前后七使。”可惜有些敕书已经失传了。
永阳王看到陈少主一而再、再而三地遣使迎请，而智者大师总是不去，这也不是办法，于是劝道：“皇上现在非常虚心虔诚，希望能够当面礼敬请益，愿大师您能法驾京都，按时前往。如果在讲法的时候皇上听进去了一句话，并依之而行，那么所有的众生都感其功德，有了依靠。”四生，泛指一切众生，1、胎生：含藏而出，如人、象、马、驴等；2、卵生：依壳而延，如鹅、鸡、蛇、蚁等；3、湿生：假润而生，又作因缘生、寒热和合生。即由粪聚、秽厕、腐肉、丛草等湿气而生，如飞蛾、蚊子等；4、化生：无而忽有，如诸天、地狱、中有等有情，皆由其过去之业力而化生。
智者大师看情不得已，于是回答说：“自省无德，出处又幽。过则身当，岂令枉滥？业缘如水，隆去窊留，志不可满，任之而已。”（见《别传》。）过则身当，恶事自向己之谓。枉滥，谓枉错淫滥，使无辜受害，此指“遂仗三使”而言。业缘如水等，是说水在高的地方必定难以停流，而在低的地方则容易积聚，这是一定之理。而我和陈少主之间的因缘也还没有尽，因此既使我一再表明想隐居山野，但这种愿望看来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了。这就像水“隆去窊留”一样，因缘前定，不能遽改。因此我只能淡然处之，任之而已。在《南山传》中云：“顗以道通惟人，王为法寄，遂出都焉。”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祖师一切都是以宏法为重，只要对佛法、对众生有益，于自己福德有损，亦在所不惜，三复“损己益他”之语，不禁令人堕泪。然而潘桂明《智顗的王朝正统观念》（载《东南文化》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却说：“陈朝君臣恳请智顗出山，以及智顗重返金陵弘法，意味着陈朝末年，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最后一次的相互信赖和配合。”又说：“稽诸史实，我们可以确认，智顗对隋朝的态度与以往他对陈朝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陈朝，他积极支持、主动维护；对于隋朝，则阳奉阴违、消极回避。”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稽诸史实”，又是如何“确认”的？难道他没有看到“前后七使”、“并辞以疾”、“志不可满，任之而已”的字样吗？又何来“积极支持、主动维护”？
通过对智者大师全传的分析可以得知，智者大师作为一代高僧，始终是保持了自己作为僧人的本分的，他和陈、隋两朝之间的关系，那完全是出于因缘所系。因此智者大师对于陈隋两朝都是一视同仁的，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主动亲近。无任是对于陈少主的恳请出山，还是以后对于晋王杨广的恳请，都是被因缘所逼，没有办法回避时，才抱着“为他损己”、“人主不化则道不行”的信念而前往的。独独对于一己之荣辱得失，又何曾挂怀呢？
智者大师对陈隋两朝的态度始终是如此，而陈隋两朝对于智者大师的态度也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崇仰和恭敬的，并非如学者所认为的智者大师“长期遭受隋文帝和晋王的疑忌和威逼”、“智顗生前曾备受隋朝统治者的政治迫害”。有关这一类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很流行，以为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但这些恰恰全都是弯曲史实的，是不真实的。有关这一类问题的破斥辩正，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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